博信股份的前身可追溯至1950年代的红光电子管厂，这家曾被誉为“北有首钢个人配资炒股配资平台，南有红光”的国企，在1997年通过虚增利润1.7亿元、虚构营收2.3亿元等财务造假手段登陆A股，成为中国“欺诈上市第一股”。上市次年即暴亏2.2亿元，原管理层因挪用募集资金炒股被查处，导致公司上市三年内两度被ST，开启了长达28年的资本漂流史。2009年东莞首富杨志茂入主后，公司经历11次重组传闻却无实质进展，最终沦为壳资源炒作标的。

战略异化与资本骗局构建

2017年“商界木兰”罗静通过苏州晟隽以15亿元取得控制权后，博信股份的战略方向发生根本性扭曲。公司表面宣称转型智能硬件，2018年营收冲至15.66亿元，但审计发现其智能终端销售业务中自有产品收入为零，全部为虚构交易。

罗静的“承兴系”公司，利用与京东、苏宁的供应链贸易背景，伪造了合同，虚构了应收账款债权，从湘财证券、云南信托等机构骗取了巨额资金。他们甚至在京东、苏宁的办公场所里，用伪造的工牌冒充员工，进行所谓的访谈、交接资料、签合同，向金融机构展示虚假的网页、贸易数据和购销合同。这些手段让金融机构深信不疑，按照合同给付了巨额钱款，最终导致湘财证券、摩山保理、上海歌斐、云南信托、安徽众信等机构损失高达88亿余元。罗静本人，则凭借着这场骗局，赚取了巨额的不义之财。她利用供应链金融的复杂性，将风险层层转嫁，最终导致了这场300亿的惊天诈骗案。

这些手段其中不乏包括1.伪造应收账款：私刻京东、苏宁印章，虚构应收账款超300亿元，甚至租用服务器搭建假冒京东供应商平台，雇佣演员冒充京东员工接待尽调。2.资金腾挪路径：通过广东中诚实业、广东康安贸易等关联公司，将套现资金用于填补股市亏损及支付高利贷利息，仅2018年就造成湘财证券、诺亚财富等机构实际损失88亿元。3.业绩造假：2018年营收暴涨1685%至15.66亿元，但净利润亏损5244万元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从7天激增至187天。2019年案发时，博信股份应收账款中84%涉及虚假交易，直接导致商誉减值1.2亿元，年度亏损扩大至5246万元。

公司治理的全面失效在危机中暴露：2019年6月罗静被刑拘后，上市公司拖延15天才披露信息，导致股价单日跌停。2023年审计报告显示，公司净资产为-2127万元，触发退市风险警示，且控股子公司涉及1334万元诉讼纠纷，占净资产比例达128%，但管理层声称“无法判断对利润影响”。内控层面，2019-2021年财务报告连续被出具非标意见，会计师指出其营收确认缺乏物流凭证、坏账计提比例不足行业标准的1/3，关联交易审批系统长达三年未实际运行。

市值崩塌与退市终局

2025年1月16日，博信股份因连续20个交易日市值低于5亿元触及退市红线，股价定格于0.92元/股，较2019年历史高点34.8元缩水97%。退市前财报显示：公司连续四年亏损累计达3.8亿元，负债总额4.31亿元中短期借款占比72%，货币资金仅剩867万元且89%已被冻结。4.2万股东户均亏损超23万元，毕方元鑫等重仓私募基金净值跌幅达54%-67%。实控人罗静因“承兴案”造成金融机构实际损失80亿元，于2024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

28年欺诈史的监管镜鉴

博信股份的兴衰轨迹折射出A股市场制度演进的代价：1997年红光电子管厂通过地方行政庇护实现造假上市，暴露早期发行审核制的缺陷；2009-2017年杨志茂时期的“保壳”操作，凸显退市机制失灵；2017年后罗静的资本骗局得逞，则反映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的滞后。其案例表明：当企业沦为资本套利工具、内控机制形同虚设时，即便经历12次重组尝试，最终仍难逃退市命运。随着注册制改革深化，2024年A股强制退市公司达45家，较三年前增长3倍，标志着市场出清机制正在发挥效力。

数据印证的风险链条

1.财务造假持续性：1997年上市虚增利润1.7亿元，2018年虚构营收15.3亿元，两次造假间隔21年但手法高度相似。

2.投资者损失规模：退市时总市值仅2.12亿元，较历史峰值蒸发68亿元，中小股东清偿率不足0.3%。

3.监管处罚记录：上市28年累计收到23次监管函件个人配资炒股配资平台，2024年因信披违规被处以2160万元顶格罚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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